从媒介议程到公共议程再到议程
从日本“购岛”事件到安倍参拜事件的媒介议程，到由此引发中日争端的公共议程，再到我国将9月3日设立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议程，看中方、日方以及外媒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表明各方立场、进行议程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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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理论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与时事政治联系紧密。2012年8月日本宣称要“购买”，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这两次重大事件的相关报道都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规模的媒介议程，进而引发了中日争端的公共议程，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为此，我国设立了“两个纪念日”，即9·3抗日战争胜利日和12·23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借此形成议程。
一、议程设置理论及媒介议程、公共议程与议程
“议程设置功能”(the agenda-setting theory)是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克斯韦尔·麦克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于1972年在《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相关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议程设置是大众传媒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于政治学。李普曼于1922年最早提出该思想，他的经典著作《学》中提出：“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李普曼虽然没有提出过“议程设置”这个概念，但是他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环境实际上就是“拟态环境”，而这种“拟态环境”正是由媒介设置而形成的，这就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
不过, 对“议程设置”最有影响的表述是在李普曼的《学》问世40年后的1963年, 由伯纳德·科恩( Bernard Cohen) 提出的。他写道：“在多数时间, 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 却是惊人地成功。” 在后来麦克姆斯的文章里也显示这一论断对他们的直接启示。而20世纪60年代末期，“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通过研究最终发现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存在及内涵的基本确立。1972年，麦克姆斯和肖首次发表了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性成果：在媒介突出强调的各类选举问题和选民对各类选举问题之显著性与重要性的判定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1997年，麦克姆斯和埃斯特拉达在探讨了议程设置的第一、二层面后又扩宽了议程设置的研究视角，提出“媒介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而且也告诉我们该怎么想。”
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即媒介议程、公共议程和议程。媒介议程指的就是媒体所关注的问题，即那些被媒介大肆报道
或是频频论及的话题。正如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所研究：大众通过赋予各种“议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影响了人们的“议事日程”。 尽管在新媒体坏境下，信息的发布平台和发布主体呈多元化，但是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依然没有因此而消失。公共议程设置主要是公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今尤其是网络）发布信息，并对在某一时间内各个问题进行重要性和显著性的排序，最终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媒体及的注意，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拉雷.N.格斯顿认为，社会公众在一定时间内在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中出现的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聚焦形成了公共议程。 公共议程设置往往需要媒体和群众意见领袖的参与，以进一步扩大议题的影响力，从而引发社会共鸣。议程通常是指引起的密切关注，或“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它可以归结为决策者在一定时间内所面临的公用问题进行编目，讨论决定需要采取行动的事项，其结果是“将一个社会问题转变成可操作、可决策的决策议案。”
与媒介、相比，公共议程设置能力相对而言比较弱势，在议程设置上没有充分的话语权，对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也不大。但是公共议程是议程的前提，而议程只有充分反映出公共议程，才能真正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此之前，议程也只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报道才能被更多的群众所知晓，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议程、公共议程与议程三者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媒体议程还是公共议程，议程设置的主体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伴随着这种发展，媒体议程也就不再是公共议程的唯一信源。社会民主化的进步，以及与公众交流平台的建立和丰富，使得议程与公共议程之间的直接引向变得明显且频繁起来。这些变化都意味着议程流向已从原有的单一向度流动向双向互动的模式转变（如图所示），而影响议程设置的环境也逐步复杂化
。
图1 媒介议程、公共议程与议程三者关系示意图
总的来说，力量的崛起和媒体的归位推动了公共议程及议程协商模式的建立；而媒体的角色也逐渐具有双重性，既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同时也是的喉舌；公共议程的发展使得其对媒介议程和议程的影响在持续扩大。
二、“购岛”、“参拜”事件的媒介议程
众所周知，2012年8月日本“购买”事件和次年12月安倍参拜事件是造成中日关系再次走向风口浪尖的主要原因，而国际外交一直是国内外各方媒体时刻热切关注的问题，由此其中事态的发展、中方和日方的态度以及外媒的客观评价形成了这两次事件的媒介议程，并使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了中方和日方孰胜孰劣的层面上。
2012年8月份，中日关系由于主权问题而关系恶化，同年9月，日方称买下，将其国有化。事件一经报道便引起轩然大波，全球多家媒体对该事件进行反复滚动式追踪报道，我国大众反应强烈。以下引入各国媒体对“购岛”事件的报道，并引入我国国家领导对该事件的处理态度。
美国作为经济发展最大的国家，针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层出不穷。《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的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在讨论关于主权归属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称，“应该属于中国。” 英国媒体当时对于中日关系主权问题十分关注，英国各家报纸几乎都有“购买”事件的持续更新。英国《每日电讯报》该年9月12日也刊登了其驻北京和东京记者的文章，其中详细地报道了日本“购岛”及中方对此的强烈反应。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指出，“9月18日因此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日本明知这一事实，还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宣布‘国有化’措施，这‘体现了日本对历史的麻木’。”
针对该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表申明称，“这种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 同时，就当前中日关系和问题表明了中方立场，他郑重指出：“近来，中日关系因问题面临严峻局面。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 总理也对此发表讲话：“中国和人民是铮铮铁骨。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绝不会退让半步。”
毋庸置疑，“购岛”事件为媒介议程的议题，其中，中国国家、总理以及外交部的发言在为这一国际性问题设置媒介议程时起有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中方的立场一直很明确，目的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和中日发展。当日本当局对当年两国的共识矢口否认，并妄想一笔勾销时，日方“购岛”事件已将中日争端推上了媒介议程。而从上述一系列外媒的报道和他们支持中方立场的局面来看，中日争端问题能够进入媒介议程的原因是，日本的“购岛”行为不仅伤害了中方国家主权的问题，破坏了中日关系友好发展，同时在作为众多第三方的外媒看来，日方的做法也不恰当。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再次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亚洲邻国，可谓日本“购岛”事件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相较于上次事件，中方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直接在在12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所谓安倍“以私人身份参拜”时表示，“日本领导人的诡辩根本不值一驳，虚伪、狂妄、自相矛盾。” 同时，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中国对日本领导人粗暴践踏中国和其他亚洲战争受害国人民感情、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向日方提出强烈和严厉谴责。日方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对此，国外、媒体的态度如何呢？韩国媒体当日发表谴责声明，表示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一事表示“极度失望和愤怒。”而一直以“居中”态
度自居的美国媒体也表示了他们的失望之情，“日本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和伙伴，然而美国对于日本领导层采取将加剧日本与邻国关系的行动感到失望。” 德国报社则表示他们的不满并认为日本是别有用心的，“被亚洲国家斥为日本侵略的象征，安倍参拜，则被认为是要深化其‘右翼事业’。 ”
那么，此次事件，日本是否像上次“购岛”事件一样一意孤行呢？答案是否定的。日本在一片反对和批评声中声称，“安倍参拜只是个人行为，日本并未介入其中。” 可见，在这次议题的媒介议程似乎将安倍晋三放置在了一个“众人敌视”的位置，日方的和媒体自身都为试图极力缓解这种由安倍参拜所造成的孤立局势。
中外媒体通过对这两大事件的辛苦挖掘、不断提及和累计报道，使其成为媒介议程，进而向公共议程转变。
三、从媒介议程到公共议程的转变
在日本“购岛”事件和安倍参拜事件形成一定规模的媒介议程后，中国驻西方大使也都纷纷发表声明。
中国驻英大使代表我国发表题为《历史不容翻案》的文章，其中声明“中英两国曾在战场上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为世界反法西斯正义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肯定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中英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国驻欧盟大使发表《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依据》文章称：“我曾多年在欧洲工作和生活，深切地感受到欧洲人民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后对于和平的热爱以及对于战争的反思和觉醒。这种反思和觉醒使欧洲人民更自觉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也推动欧洲在一体化道路上不断前进。中国人民也是热爱和平的，同样追求公平和正义。我相信，中欧人民对于任何破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
驻俄罗斯大使发表署名文章：《拒绝正视历史，日本必将威胁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 2014年新年前夕，中俄两国外长通电话时就安倍参拜交换了意见。拉夫罗夫外长表示，在问题上，俄方立场同中方完全一致。俄方反对安倍参拜，认为安倍此举是对亚洲邻国的挑衅，表明日本不愿客观对待过去，企图漂白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
我国和驻外大使通过撰文和发声，表明了“购岛事件”、“参拜事件”的非正义性，并且十分巧妙地引用西方国家相应的经历，使得西方大众能对我国的“购买”事件能产生代入感，使其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媒介话语场，形成公共议程，进而引导西方。
同时在国内媒体方面，我国一套在事件期间的报道滚动式播出，可以看到受众与媒体之间对公共议程设置上建立了一种相互引导的模式，以下为
新闻节目列表：
表1： 《新闻1+1》关于事件的报道
2012年6月到9月，数据来源于CNTV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闻的标题由开始的“购，别把玩笑当真了”到“中日关系，降温仍在继续”到最后的“犯罪，别披着‘爱国’的口号”语气不断转变，态度逐渐坚决，感染公众。国家领土方面的重大事件自然是媒体议程设置的重大事件，由于媒体的广泛探讨，使得大众更加关注该事件，大体通过网络的途径纷纷表达自己的愤慨之情，形成公共议程。由于媒体与公共议程的双向作用，使得我国公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从最初的口诛笔伐到示威、打砸日货，引起媒体及国家领导的广泛重视。媒体、意识到过激行为的危害性，改变媒介议程，呼吁大家理性爱国，并且连续两天发布新闻“‘爱国’不能犯罪”等来告诉大众不要盲目跟风，要理性爱国的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议程对媒介议程的影响。公众对媒体更改的议程表示响应，通过网络等方式积极查找者，又是媒介议程对公共议程的影响。
由上述国内外的媒介议程向大众议程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流程即：媒介议程的设置使得大众获知并且做出反应，从而形成公共议程，公共议程的活动使得媒介议程再次设置，而公共议程相应做出设置。由事件中的公共议程与媒介议程的转变来看，我国媒介议程设置还要把问题考虑全面，避免一些不好事件的发生。
四、从公共议程到议程的设置
我国公众对待“购岛”事件反映十分强烈，公共议程希望能够转变之前对待日本息事宁人态度，给予日本正面压力。后期我国对待的日本“购岛”事件和安倍参拜事件，中国显然已经将“被动防御”的战术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颁布设立了“两个决定”，以显示中国对中日争端问题的强硬态度：“2014年2月27日，全国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下午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里就涉及到议程的问题，制定者密切关注着媒体关于中日争端方面的报道，并且做出了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这种适当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议程的创建扮演着一种“领航员”的角色。在很多人看来，确认中日争端问题和创建媒介议程、公共议程的过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建构”过程。近年来，从国内到国外媒体中大量出现的关于这一议题的新闻，就通过各方专家、学者以及媒体工作者的话语建构，对推动中方主动出击，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的出台，并被给予肯定来解决中日争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而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议上表示，自己将放低姿态以努力平息其参拜一事给外交造成的影响。他说：“事情演变为外交问题真是非常不幸。我认识到自己的努力还很不够。” 这似乎说明，中国此次主动出击所做的“两个决定”的议程，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日方以往的气势。与之前日本一意孤行和“四面楚歌”的情状相比，这次日本对中国设立两个纪念日心态尤为复杂。日本媒体甚至用“极为罕见”来描述“两个决定”带来的心理冲击，称这是中日关系整体恶化的“新火种”和让首相安倍“失信于世界的便捷途径”。日本时事通讯社称，“中国将日中关系‘火种’的历史问题上升到纪念日层级。中国对安倍参拜决定采取‘持久战’的做法，通过使用‘历史牌’来不断动摇安倍政权。”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在这次中国的“两个决定”议程中被给予有力一击。
国外媒体对于此次决议的呼声也非常高，韩国《东亚日报》表示，“中国近期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不排除以后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大破大立”的。日本越是否认，世界越会记住南京大和问题。” 美国则采取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在25日美联社发表了题为《中国称日本为“麻烦制造者”》的报道，报道了中国拟设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公祭日的消息。英国广播公司则对这种纪念日的设定表示理解和尊敬，评论称这是理性爱国的开始。前文提到的学者苏智良接受BBC采访时称，中国开始注重爱国主义的国家仪式，这实际上是爱国的制度化和常规化。也有外国学者对此次决议深表赞同，德国学者霍尔特曼说，“中日争端陷入僵局，而明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时推出这两个纪念日‘恰逢其时’，这种‘软力量’的展示可能比‘用军舰威慑日本侵占争议岛屿有用’。”当然，这次决议免不了也有质疑的声音，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菅义伟26日表示，中国设立两个国家级纪念日是其内政，但表露出质疑：“日本在战后一贯坚持和平，不明白中国为何在战后69年的现在才制定纪念日？”从这一点来看是否说明，中国在之前中日关系的处理上一直没有树立坚决的态度，处于被动的局面，而这一决议的提出算是在战后真正意义上为自己打的“翻身仗”呢？
可以总结的是，议程设置理论一直秉持着媒介议程影响公共议程，公共议程影响议程的逻辑，结合此次研究的中日争端的议题，媒介议程最先设定了各方媒体中将要讨论日本“购岛”事件问题以及安倍参拜事件问题；其次，媒介议程在不断重复报道和探讨相关问题中影响公众观念或者说与之发生了互动作用，即形成公共议程；最后，公共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即通过全国常委会设立“两个决定”以敦促日本正视和反省历史，维护和平，以此完成议程。从2012年的“购岛”事件到2014年“两个决定”的设立，中国在外界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影响下，从“被动防御”转为如今的“主动出击”，在中日外交关系上无疑是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地位，不失为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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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拒绝正视历史，日本必将威胁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载《际文传电讯社》，20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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